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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央视新闻客户端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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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全球发展新动能不足、高通胀与高债务并存的背景下 ，国际经贸摩擦加剧导致全球供应链重构 、贸易成本上升
，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动能
。面对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复杂挑战，各国在制定和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 ，如何兼顾全球金融体系稳定
，共同为全球经济增长营造有利的货币金融环境？如何借助现有国际协调机制，增强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政策中的协调功能？

6月18日 ，在2025陆家嘴论坛“增强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性”的会场上
，多位业内人士回应了上述话题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、伦敦政策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斯德认为，各国央行基于国内目标制定政策时 ，需兼顾内外均衡
，但政策差异引发的溢出效应已成为紧迫议题 。若能实现货币政策协同，不仅可加速对冲外部冲击 ，更能为市场参与者提供稳定预期，推动全球经济向理性化方向发展。

宏观政策外溢效应下货币政策协调迫切性突出

“由于各国宏观经济状况差异显著
，全球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政策原本是‘各自为政’的
。 ”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
、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发言中表示，部分国家面临通胀压力 ，另一些则陷入通缩
，加之各国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规模参差不齐、汇率波动与国际收支失衡等问题都存在差异，导致宏观调控方向难以统一 ，各国货币政策通常仅针对本国实际情况制定。

但是
，随着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情况又在发生变化 。例如 ，随着全球化推进
，各国经济周期与宏观状况的关联性增强，大国货币政策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溢出效应越发显著
。这种影响不仅通过储备货币传导 ，更可能借助金融危机等极端事件扩散。例如
，在亚洲金融风暴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，危机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快速传导 ，并且可能会互相影响 。

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也持相似观点
。他谈到，近年来
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正显著影响全球经济格局，其货币政策调整可能引发中小国家资本市场波动 ，而央行间的协作（如汇率干预 、政策沟通）能有效缓解汇率剧烈震荡。

梁新松还提到
，在实践中全球货币政策协调面临多重现实阻碍 。各国经济目标
、政治逻辑及货币周期的差异化难以调和，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更激化了这一矛盾
。

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·物里亚（Giovanni TRIA）也提到了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。他谈到 ，该政策对原有全球经济秩序形成冲击
，加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混乱，引发汇率剧烈波动 ，并削弱市场对美元与美债的信心
，危及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的稳定性，而维持金融市场稳定是当务之急 。

“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关键转折期 ，美国新保护主义举措或颠覆现有格局
。”乔瓦尼·物里亚解释道
，作为全球储备货币，美元赋予美国无限融资填补内外债的特权 ，但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无法解决美国赤字问题、恢复制造业就业，还致使美元短期走弱
，引发市场对美元 、美债稳定性乃至美国法律体系信心的下降。由于资本流动受不确定性驱动，一旦市场对美元和美债信心崩塌 ，全球金融不稳定将迅速扩散
，导致美元计价工具价格波动
、美国利率飙升、汇率震荡 、全球债券价格异常波动，不仅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，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货币体系重构 。

乔瓦尼·物里亚提出
，在市场对美元与美债的信心出现动摇的背景下，应推动开发替代性货币支撑点 ，中国在此进程中的作用备受关注。与此同时
，欧洲需正视自身战略性脆弱性，加快构建深度一体化市场 ，例如
，打造统一的欧洲债务市场，使其成为美债之外可靠的投资替代选择 ，以此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
。

应变多重不确定性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政策中的协调作用

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（参事室）局长（主任）王信看来，有多重因素都必须纳入央行政策考量。除了前文提到的地缘政治冲突加剧
、关税壁垒提高外
，气候变化、自然环境恶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，不仅直接冲击产出 、就业与物价 ，更使金融风险攀升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宏观经济影响复杂
，既可能导致失业率上升，也可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，但在缺乏共识与有效监管的情况下
，可能加大金融风险 。这些因素均对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形成重大挑战
。

“这使得中央银行间及国际经济金融界的交流协调越发必要。
”王信认为，中央银行需采取一系列措施 ，包括将地缘政治
、人工智能、气候变化等因素纳入考量
，建立和优化气候宏观经济模型，强化情景分析来应对不确定性 ，同时
，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以稳定通胀预期 。他还建议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央行而言 ，需推动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，在其职责范围内
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带来的挑战，强化风险评估与压力测试 ，将气候和环境风险纳入金融监管体系
。

在国际协作层面
，王信建议应依托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（G20） 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、国际清算银行（BIS）等国际组织和平台，深化宏观经济对话与政策协调 ，聚焦气候变化等突出挑战。在他看来
，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难题，但只要各国强化沟通协作 ，仍有望稳定经济 。

周小川认为
，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G20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协调作用，但整体来看尚无正式机构承担全球宏观政策或货币政策协调职能
。而IMF虽然在负责汇率
、国际收支协调及金融稳定干预（如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应对）可发挥作用 ，但却未涵盖货币政策协调职能。加之IMF的决策受美国一票否决权制约
，有时难以形成全球性共识 。如何构建制度化协调框架，仍是亟待解决的议题
。

对此 ，梁新松认为，尽管现有平台存在局限性
，但仍是推动跨国对话的重要渠道。“这些机制在过去数十年中驱动全球经济增长，有其积极意义 。”他表示 ，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工具来加强协调
，共同维护全球经济稳定。

克里斯托弗·皮萨里斯德则强调，全球政策协调的核心在于“协同而非国家优先 ”
。他认为 ，IMF和BIS仍是危机协同应对的关键平台。以欧洲债务危机为例
，IMF的流动性支持项目虽因灵活性不足遭诟病，却切实缓解了部分国家的破产风险 。他建议 ，G20可进一步完善机制设计
，如设立专门的货币政策部门，以更精准地应对系统性风险 ，提升全球政策协调的有效性
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025年06月20日 15时20分30秒